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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竹 譚明波 藍 麒
近年來，在各地推進特種設備檢驗機構改革和業務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多種方案和模式，取得了很多經驗，也產生一些困惑。特別是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清理和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的力度不斷加大，在個別地方將特種設備法定檢驗中的監督檢驗也定義為中介服務，引起行業內廣泛討論。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混淆了特種設備法定檢驗的法律地位和屬性定位，有必要予以澄清和明確，避免由于概念的模糊，造成改革的混亂。
一、特種設備法定檢驗是企業獨立性的法律義務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清理規范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的通知》提出，“行政審批中介服務是指各級政府部門開展行政審批時，要求申請人委托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機構開展的作為行政審批受理條件的有償服務，包括各類技術審查、論證、評估、評價、檢驗、檢測、鑒證、鑒定、證明、咨詢、試驗等。”從字面理解，特種設備法定檢驗特別是監督檢驗，與行政審批、行政許可存在較大關聯性，貌似屬于清理的范圍，既是行政許可的受理條件，也符合有償服務的事項類型，但事實并非如此。
《特種設備安全法》第十五條規定，“特種設備生產、經營、使用單位對其生產、經營、使用的特種設備應當進行自行檢測和維護保養，對國家規定實行檢驗的特種設備應當及時申報并接受檢驗”，并在第二十五條、第四十條，分別對監督檢驗和定期檢驗作出單獨規定，必須由特種設備檢驗機構按照安全技術規范的要求開展。2019年，市場監管總局印發的《關于特種設備行政許可優化準入服務和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措施的公告》指出，“型式試驗與監督檢驗不作為生產單位許可取證的前置條件”。由此可見，特種設備法定檢驗不是政府部門在行政許可受理時要求申請人委托的檢驗，這種法定檢驗是獨立于行政許可的企業的法律義務，而非從屬于相關行政許可或作為行政許可前置條件，因此不應納入行政許可中介服務范疇。
二、特種設備法定檢驗是強制性的技術監督
從歷史發展看，特種設備檢驗伴隨著安全監察共同發展，經歷了由“監檢合一”到“雙軌制”的轉變，現主要由公益性檢驗機構承擔，是特種設備安全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代表公共利益履行的一種監督職責，而非一種自愿性的市場行為。
從本質屬性看，特種設備法定檢驗是依法開展的強制性檢驗，與受企業委托開展的自愿性檢驗有著本質區別，是一種公共服務，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行為的目的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特種設備法定檢驗，其目的是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從立法本意看，《特種設備安全法》的相關說明和釋義中明確指出，“特種設備檢驗是一種技術性的監督，是一種法定的、驗證性的工作，具有強制性和行政性。檢驗機構作為法定檢驗機構，是作為非營利性的公益性質的機構開展工作，其設立應當與其承擔的檢驗工作相適應，達到合理布局”。2020年，市場監管總局電梯改革試點文件，再次強調“堅持電梯檢驗的公益屬性，更好發揮檢驗工作技術監督作用，維護群眾利益。”
由此可見，特種設備檢驗是一項法律規定的、由公益性檢驗機構為主承擔的技術監督工作，并不是市場交易行為，更不是居間性質的中介服務。
三、特種設備法定檢驗是保障公共安全的公益事業
特種設備檢驗事業單位的非營利性也決定了該組織的目標是承擔公益使命，而不是參與市場競爭、謀求利潤，肩負的責任是代表政府監督企業的生產安全，更是為了保障社會的公共安全，不能偏離保安全、促發展的初心使命。而中介服務主要是指由市場主體為交易活動提供咨詢、價格評估、經紀等行為的總稱。世界各國對于涉及安全、健康、環保等公共服務和公用事業的領域，大多由政府或非營利性組織承擔。
眾所周知，特種設備一旦發生事故，將造成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公共安全的公共性決定了安全保障的公益性，公共安全不是某個用戶、某個企業自己的事。特種設備事故會傷害到不特定的“無關方”。特種設備法定檢驗從制造、安裝、使用、改造、維修等各個環節進行技術檢查，旨在及時發現不合格設備及存在的安全隱患，消除或降低安全風險，盡力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為我國社會公共安全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每年全國特種設備檢驗機構開展的監督檢驗和定期檢驗發現的質量安全問題超過200萬個，如果按照“海恩里希法則”估算，相當于避免了近20萬起輕傷或故障、近萬起重傷和死亡事故，給企業和社會挽回的生命財產損失數額巨大。
特種設備檢驗事關公共安全，事關人民福祉。特別是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和影響，面對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公共安全的新要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特檢戰線責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榮，堅守特種設備法定檢驗的技術監督和公益服務屬性顯得更為重要。（作者單位：中國特檢院）
《中國質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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